“西藏真的很遥远，从距离上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是真正踩在那片土地上时又觉得其实是很近的，很融合，因为它唤起人关于‘和谐’的感受。”
这是曾海若对于西藏一直保有的印象。当心理上的距离缩小以后，实际的距离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而能缩小心理距离的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坦诚、真诚和善良。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和谐”？当我不用再为了逃避现世去洗涤灵魂，柴米油盐有了诗和远方的味道。
行者档案：曾海若，陕西安康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任编导，2002年进入《东方时空.纪事》，开始拍摄纪录片。2003年参与《电影传奇》的筹备制作，2006年任《电影传奇》总导演，2007年开始，与崔永元一起探索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制作。2009年任20集纪录片《我的祖国》总导演；2010年，任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总导演；2011年担任《新电影传奇》总导演、纪录片《我的抗战Ⅱ》总导演；2013年担任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电视台、北京五星传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第三极》总导演。
推翻又重建，《第三极》有如坛城沙画
“几乎所有展现出来的画面都是重新建立的。”
这句话是当我问及“《第三极》的拍摄过程有没有推翻一些预定的计划又新建了哪些全新的设想？”时，曾海若所给出的回答。这样的回答，是在意料之中，又很出乎意料。意料之中，是因为做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肯定会打破一些原有的计划；意料之外，是因为曾海若用了“几乎所有”这样的一个词来表示比重。坛城沙画，稳重地拿起轻易地放下，《第三极》的拍摄过程原来有着一样的脾性，也是一个不断推翻不断重建的过程。
达娃给予受伤的黑颈鹤的深情厚谊让很多人动容，但是，关于黑颈鹤最先选定的人物对象并不是达娃，而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员。曾海若用了“官方”这个词来表示当时他所觉察出的拍摄的不对味，直白一点说，就是不接地气，缺失了纪录片最需要的“真实”。那阵正好听说附近村子里有人收养了一只受伤的黑颈鹤，就转而将人物锁定为达娃，过几个月就去一次她家。那个村子一直会有人收养动物，也是天赐良机让他们赶上了。西藏的人们对动物真心是天生有爱的。
牧民们收养小狼崽，用被狼咬死的羊肉来喂食小狼崽的一幕也是正能量满满，很有感染性，但最初他们想要拍摄的是牧民们收养的藏羚羊以及藏羚羊的产仔，这在他们去西藏的一年前是有发生过的。当时大家跑遍了藏北草原都没有收获，在申扎守了七天，所有人几近崩溃，还是什么都没拍到，最终却意外地遇上了牧民们收养小狼崽，塞翁失马，不断有失落不断有惊喜。
坛城沙画壮观的制作场面也没在计划之内，去敏珠林寺本是为了拍藏香。类似于坛城这样在喇嘛们看来是很严肃的宗教活动，所谓的“不公布”影像其实是不允许拍摄的。但在他们与僧人相处、逐渐熟识的过程中，僧人们觉得他们很真诚，用曾海若的话来说就是“看对眼”了，明白他们只是很客观地想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便同意了拍摄。
西藏的老人大多都很可爱，像小孩儿一样，那对年迈的双胞胎姐妹本也不在拍摄的计划之内，两个老人虽然平静但很有力量，她们身上的那种力量那股劲儿狠狠地吸引了曾海若……一路都是未知的挑战和惊喜，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的剧情。“去西藏所遇到的困难之前都有预想到吗？”，“有的想到了，有的没有，不过想得再多都只是想而已，只有真的上路了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想让人看到美好的东西仍然存在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最普通的动物，比如牛、羊、马。”
《第三极》纪录片里展现了西藏大美的风景，丰富的人文，多样的动物等，这其中，曾海若表示最难拍摄的要属关于动物的部分，在动物方面也错失得比较多。
为了拍摄黑颈鹤，拍摄人员在岸边的掩护型小帐篷里边儿常常一待就是一天，高海拔，严寒，都是必经的痛苦，但是等待也是必要的，“产卵期间的黑颈鹤相当警觉，甚至可能因为我们的靠近而不要那些蛋”，出于对动物的保护也出于对纪录片品质的追求，二者兼顾，不是件容易的事。
看夏尔巴人摘取悬崖边的蜂巢，惊心、紧张、过瘾，而镜头背后实际的各种艰险都足以让人心跳慢半拍。要爬上那座山就已经是个大难题，上山根本没路，还要扛着各种器材，即使是当地的夏尔巴尔人也很少上到那座山去。当时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蜜蜂蛰了，有的被蛰到的地方都是脸，最惨的莫过于下去跟拍取蜂巢人的摄影师，被蜜蜂哲了200多下，上来之后面色苍白，上吐下泻。总听摄影爱好者说，你永远不会明白摄影师为了一张绝好的照片、一个绝佳的角度能牺牲到什么程度。的确不夸张，制作者的牺牲是对自己作品和作品原形所表现出的最大的尊重和热爱。
